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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里之子父亲是性情中人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全文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5 23:15:05 阅读: 来源:控制阀厂家

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万里是一个典型的有血性的山东汉子,也是一个性情中人。他几乎没有城府,不会八面迎合,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。父亲是一个实干家,干起工作来不要命,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。父亲是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。

我们小时候,父亲工作特别忙,所以极少过问我们的功课,也少有与我们平等对话交流思想的时间,但父亲仍然给我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。岁月蹉跎,流年似水,这么多年过去,有些事情仍能十分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。

父亲朝我发火

1949年,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,气势如虹,横扫千军如卷席,迅速解放了大西南。父亲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驻重庆,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。我们全家跟随父亲来到重庆。

我们家和重庆市几位领导同住在市中心一幢庄园式建筑中,位置极佳。花园很大,还有大阳台,可俯视山城景色,高堂大屋还装有彩色玻璃。有一天,我和哥哥妹妹上阳台玩耍,我们这群从农村根据地来的孩子看到阳台上有些鹅卵石堆放在角落,就玩起了投石子游戏,看谁投得远。正投得起劲时,楼下突然传来哭声。原来,墙外是条小街,石头把在楼下行走的一个小孩的头打破了。一群路人和家长带着头破血流的孩子找上门来。大事不好,吓得我们几个赶快下楼找地方躲藏起来。

那天父亲正好在家,他接待了找上门来的群众,先赔礼道歉,又立即派人用车送被砸破头的孩子去医院。

送走了群众,父亲回屋找我们问罪。我们躲在奶奶屋中不敢吭声,父亲破门而入,怒吼道:“你们敢拿石头打老百姓?这是仗势欺人,欺压老百姓,这还了得,不成了国民党了!”

父亲挥起的拳头被奶奶拦下。奶奶对父亲说:“小孩子不懂事,你别发那么大火。要打,让我来打他们吧!”

奶奶推走父亲,把门关上,在我们每人身上拍打几下,然后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不能这样不懂事,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,打死人是要偿命的。”

我哭着说:“我们没想打人,只是扔石头玩呢,看谁扔得远。我们不是故意的,下次再也不扔了。”

晚上,奶奶说不要哭了,给了我一根甘蔗,叫我到楼下饭厅吃饭。我一下楼,正碰见父亲朝我走来。我见他横眉冷对的样子,以为要打我,谁知这次他没有挥拳,却飞起一脚踢断了我手中的甘蔗。我吓得面如土色,转身就跑。

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经历的父亲发火事件。父亲、母亲都是老师出身,平时不讲粗话,也没动手打过我们,这次是真发火了。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说:“仗势欺人,欺压老百姓,这还了得,不成了国民党了!”

别看父亲发起火来很厉害,其实他是很疼爱我们的。在重庆时,我面色发黄,有人怀疑我有肺病。有一天,父亲对我说:“我去北京开会,你跟我去北京,检查检查身体。”

于是,我就有了第一次坐军用飞机的经历,也有了第一次泡浴缸澡的特殊感受。

到了北京,父亲去会议驻地开会,把我放在西单皮裤胡同的西南驻京办事处主任鲁自成的家中。他们一家人都对我极其热情,待若上宾。也是在这里,我平生第一次尝到在大浴缸泡澡的滋味。泡在浴缸的热浪中,我想了很多,想起农村根据地的艰苦生活,想到父母、兄弟妹妹和奶奶,我突然大哭起来。鲁家一家人以为哪里怠慢了小客人,一时不知所措,其实是处于这种无限温情中,使我想家了。

我和哥哥的高消费

1952年,党中央决定撤销五大中央局,当时有“五虎进京”之说(即五大中央局书记都调入北京中央工作)。1952年年底,父亲也被调入北京,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,当时部长是陈正人,副部长有3名,即万里、周荣鑫、宋裕和。

1953年1月4日,中央派了一架美式军用运输机来接父亲等人赴京上任。上午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前往北京,机上坐了两家人,一是被任命为国务院(当时叫政务院)副秘书长的孙志远一家,包括冯秘书及工作人员;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全家八口和工作人员。两家人整整坐满一架飞机,那时,飞机一天还飞不到北京,要在武汉加油,停留一天。1月4日晚上到达武汉,我们两家下机后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。

1月5日中午,到达北京西郊机场。北京刚下了一场雪,遍地雪白。雪后天晴,蓝天白云分外妖娆,北京实在太美了。我们从西南来,只见过重庆的大雾,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雪。乍见白雪铺满大地,我们惊呆了,真想摸摸雪,看看是什么感觉。当车子经过天安门广场时,见红墙黄瓦金碧辉煌,天空中白鸽飞来飞去,带着优美的哨声,如同进到仙境一般。

我们住进了东城和平宾馆,在电梯的眩晕中开始了北京的新生活。

到北京后,我和哥哥被送进北京育才小学读书。学校在先农坛内,出东门是先农坛体育场,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在体育场内布阵。1954年1月8日,星期五下午,我在高射炮兵阵地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,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,成为万家第一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。星期六回到家里(我们平时住校),父亲和母亲看见我戴着红领巾回来也颇为兴奋。他们有言在先,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。

星期日一早,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去东四人民市场买冰鞋。我兴高采烈地选中一双北冰洋牌冰鞋,价钱25元。父母将要付钱时,我看见哥哥在一旁站着低头不语,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手中的冰鞋——哥哥比我大1岁,在育才小学和我同级,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没有条件读书,被耽误了一年。看着哥哥尴尬不安的神情,我马上对父母说:“给哥哥也买一双鞋吧,鼓励他早日入队。”

父母相视一笑,马上就说:“咱们给老大也买一双吧!”于是又给哥哥买了一双同样牌子的冰鞋,共花了50元。当我们背着冰鞋回到学校,在学校的冰场上奔驰时,是多么高兴和自豪啊!哥哥加倍努力,很快也戴上了红领巾。

当时没有感到父母为培养我们而投重金的用心良苦,以后从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上,我们才体会到父母为了培养我们而不惜工本的苦心。

奶奶朝父亲发火

年少不更事,不知道50元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——那时刚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,父亲是部级干部,母亲是处级干部,他们每月工资也不太高,要养活全家8口人,还要补助生活更加困难的穷亲戚们。全家平时也是节衣缩食,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,大的穿完小的穿,一到月底经常是捉襟见肘、入不敷出。

是父亲和奶奶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,才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。那时我们全家住在东城区演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。父母住北屋,有两间小卧室,一间客厅。

南屋有两间房,一间奶奶住,一间工作人员住。我们平时住校,星期六回家后“打游击”住,有时在奶奶屋里挤,有时在北屋大客厅打地铺睡。

一个星期天,奶奶来到客厅,对着父亲大吵起来:

“万里,我不是人啊?你那屋装了窗帘,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?”

原来,公家为父亲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,南屋没有装。奶奶发现了,就找父亲责问。

父亲说:“国家困难,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,所以没叫他们给你那屋装。”

奶奶又说:“那你没有津贴呀?你用津贴给我买嘛!”

父亲无言以对,连声允诺,赶快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房间安上了仅有一层白布的窗帘。

看到这一情景,我感到十分羞愧,真不该叫父母给我们买冰鞋,用这钱给奶奶买窗帘多好啊!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见奶奶对父亲大发脾气,责怪父亲。从此,我再也不要求父母为我们买东西了。

阻止姑姑提拔

父亲做事很极端,不留余地,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。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共同特点。

我大姑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,受父亲影响,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随解放大军进入大西南重镇重庆后,被党团组织选中,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。

这是苏共培养共青团高级干部的专门学校,团校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经战争考验的优秀青年,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组织中做领导工作。团校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。由于都是调干生,又是留学生,当时中苏关系很好,故生活待遇很高,每月发1200卢布生活费,相当于苏联的高干待遇。经过几年学习,大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,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。那时父亲已调到北京建工部工作。大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,父亲就找她谈话,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,应该到工农中去,与工农相结合,到基层工作,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。

在父亲的干预下,大姑离开团中央,调入北京国棉二厂做工会工作,长期和工人在一起,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大姑从机关下来毫无怨言,默默工作,无私奉献,获得了工人的好评和党委的信任,先是当了厂工会主席,后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因为沾了父亲这个“黑帮”哥哥的光,又执行了党交给的“四清”特别任务,大姑被江青点了名,因此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,险些精神失常。但在工厂劳动扫厕所期间,工人私下安慰她、鼓励她,她坚强地挺了过来。父亲被解放后,大姑也恢复了工作。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劳,任劳任怨。经过几年努力,大姑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职务,还具备了提拔的条件。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找到父亲,对他说:“万云同志表现不错,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,你看怎么样?”

父亲听后,马上一口回绝,说:“万云不够格。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,还是先提拔别人吧,万云需要继续锻炼。”

局领导相当重视父亲的意见,认为父亲不同意就算了。父亲的一句话就中断了大姑的晋升。许多年后,组织上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,大姑才被提拔,当上副局长,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。人们常说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,但在父亲这里就不灵。他这里是“朝中有人难做官”。

哥哥下乡劳动10年

父亲平时几乎不管我们,很少检查过作业或过问我们学习之事,大概连我们读几年级都不知道。但他教育我们要多读书,还规定了一些古典文学书目让我们在暑期阅读。他认为孩子们要以学校教育为主,家庭教育为辅,所以对我们的方针是:小事不抓,出事大训。

我的大哥伯翱从小聪明顽皮,生性好动,爱运动,在中学打乒乓球曾获得二级运动员称号。大哥爱交朋友,小学时就成为孩子头,不少人愿意跟随他,围着他转,跟着他玩;也有不少小朋友到家里来找他玩,有时也在家里吃饭。奶奶经常说他:“你横拉骡子竖拉驴,满眼尽朋友。”爱玩是孩子的天性,大哥有时会犯些儿童难免的错误。如果被父亲抓住,一定要召开家庭会议。主要教育大哥,全体孩子陪听。

大哥17岁时,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。父亲坚决响应号召,决定让读了高中的大哥去农村劳动。临行前,父亲召开家庭会议,特别真诚地对我们说,你们要认真改造思想,当合格的革命接班人,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,只有和工农相结合,才能有出息;农村是广阔天地,一定能大有作为。还说,高尔基也没上过大学,最后当了文学家。极少题字的父亲最后还给大哥写了8个字:一遇动摇,立即坚持。

大哥到河南西华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园艺工人,开始了自力更生的生活,一干就是10年。那时他每月工资26元。第一个春节,大哥想回京过年,父亲坚持让他在当地与群众一起过年。当时,农场的人都各自回家过年,食堂也不开伙了。风雪交加,没有一个亲人在跟前,真不知大哥是怎样度过这个艰难的春节的。

后来听大哥说,春节期间他住的房子被大雪压塌了,差点儿把他砸死。奶奶想孙子流泪不止。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,从来没有分开过,看着大哥留下的空床,想着他独自的凄苦和无望的前景,我每次给大哥写信都泪流满面。然而,父亲还是让大哥坚持住。

大哥终于坚持下来了,在农村劳动整整10年,不怨不悔,无私奉献,还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学习的典型人物,受到周恩来总理表扬。由于表现出色,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,上了大学。大学毕业后又被部队选中入伍,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军官。又经数年,调入北京炮兵某部工作,这才回到离开20多年的北京。

大哥在河南待了20多年,大嫂在河南郑州铁路局工作,为解决大哥大嫂两地分居的实际困难,有热心入帮助大嫂及孩子,通过组织联系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。一切都已联系妥当,只差一纸调令。就在这时,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:“我们准备把您的儿媳妇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,解决一下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。”

听到此话,父亲马上斩钉截铁地说:“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?都来北京,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?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,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!我的意见是不要调,谁调她来谁犯错误。”

父亲时任铁道部部长,说话权威。他的一句话就吹掉了大嫂进京的美梦。大嫂在郑州工作多年后,自己想办法调到深圳,读了大学,分配了工作,至今也没有进京。

我们家的非党群众

父亲当了副总理后,对家庭的禁令就更多了。他曾对我说:“通过你们办事,能成的也不能让它成。如果都成了,你家就成衙门了。”

不过也有破例的事情。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邱会作有一个儿子叫邱路光,在部队表现不错,邱会作出问题后,部队让邱路光复员。他从北京参军,根据政策,复员回京应不成问题,但因他父亲的问题,北京方面不敢接收。邱路光复员后无法上户口,无法安排工作,生活也没着落。邱路光找到我,说出他的困境,希望我父亲能解决他的问题,给一条生路,并写信给父亲让我转交。我斗胆冲破禁令向父亲反映了邱路光的情况,递上求救信。没想到,父亲看信后很快就作出批示,让有关部门解决,还说:“父亲是父亲,儿子是儿子,共产党不能搞株连。”有关部门接到父亲批示,很快就为邱路光办了户口手续并安排了工作。

父亲当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之后,对我们要求更严,所有孩子一律不许做生意。父亲从不护犊,我们如果有违规犯法的事情,肯定是罪加一等,严加惩处。我当时在中信公司法律部当律师。有一次,父亲在中央的一份有关治安的简报上看到一则消息,说广东有一犯人交代,某年某月某日,在广东某宾馆,他给了赵紫阳的儿子、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的儿子及万里的二儿子每人5000美元。这本来是件无中生有的事,某年某月某日我根本不在广东,更不知道某宾馆在何处,当时我还不认识赵紫阳和荣高棠的儿子,我也不认识这名案犯。

别人的两位家长可能问过儿子,知道根本没有此事,因此不加理睬。唯独我父亲,不找我核实,大笔一挥要求严查我,并加上“如情况属实严办”等词句。

我们单位领导很重视此事,由党委书记、部长唐克亲自挂帅主持严查,找我谈话了解情况,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,甚至把我的照片拿去让犯罪分子辨认,把我的照片和其他人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他指认谁是万老二。

他根本不认识我,也不知我叫什么名字。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后,终于洗清了我的罪名。单位将调查情况及结论材料上报中央,父亲得知后才没有对我再加追究,也不解释,不了了之。我终生感谢唐克部长实事求是的精神,没有使我蒙冤。

三妹淑鹏大学毕业后,在北京某单位工作。她工作努力,认真负责,颇得领导赏识。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。可能是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创伤太深,她对政治不感兴趣,表现虽好,但也没有申请入党。有一次,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,他们对父亲说:“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,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,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,让她早日入党。”

父亲听后,很平静地对他们说:“不要培养,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!”

淑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,不解其意。淑鹏的领导以后再也没有培养淑鹏,淑鹏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,父亲也始终没有过问。淑鹏直到退休还是个白丁,始终没有入党。

淑鹏后来问过父亲,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。父亲对她说:“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,我问你干什么呢?”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,主动找党的,他不懂入党还需要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。

(郝英子摘自2010年7月上《家庭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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